向东方，寻出路
向东方，寻出路
－－记潘德列斯基《第六交响曲（中国诗歌）》
文：翟佳
意大利诗人但丁认为，诗歌不可翻译，因为美感和韵律会流失；当代意大利美学家贝内戴托·克罗齐则提出诗歌不可翻译，只可以是艺术地再创造。对翻译中国古诗词而言这种理论尤显说服力，却并不能阻止西方对东方思想美学的倾慕和亲近。事实上，汉斯·贝特格翻译的《中国之笛》、马勒《大地之歌》与潘德列斯基《第六交响曲》正是西方人以中国古诗词为媒的艺术再创作，借东方思想寻找突破的伟大尝试。其中，潘德列斯基的作品更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伟大作曲家在“中国故事”里寻找出路的代表作。
潘德列斯基《第六交响曲（中国诗歌），男中音与交响乐团》是由广州交响乐团与德国德累斯顿爱乐乐团联合委约作品，2017年9月24日由广交首演。其后在第20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第11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演出，并成为2018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另外，预计在今年5月也将登上欧洲舞台，由著名指挥家迈克尔·桑德林指挥德累斯顿爱乐乐团与男中音歌唱家马蒂亚斯·戈埃内作德国首演。一部新作品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国内外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诗歌跨越千年而能讲述普世情怀，沟通东西文化。
在潘德列斯基之前，贝特格的《中国之笛》启发过若干西方作曲家的创作，包括马勒《大地之歌》和厄尔恩斯特·托赫同名的《中国之笛》。马勒大概是西方作曲家中最懂、也最能深刻诠释中国诗歌意境的一位。《大地之歌》中李白《悲歌行》、张继《枫桥夜泊》是写于安史之乱晚期及之后的作品，“金玉满堂应不守”的历劫旷达，临江洒泪的悲叹，暗合世纪之交马勒在人生与情感失落的写照；《采莲曲》对田家女情欲的刻画，社会阶层分化的隐喻也是马勒矛盾人生的写照；最绝妙之处是以王维《送别》“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书写出人生最后的感悟：言生死之无常，表万物之更迭。以马勒的原意，最后一句歌词“Ewig（永远）”的意髓无关悲切，而是看透与和解，与命运、与世界的和解。
反观这部被潘德列斯基称为可能是“最后一部告别交响曲门类的作品”，与马勒一脉相承，充满回忆的色彩。唐诗宋词的组合将“诗言志、词言情”的逻辑结合得更加紧密，而其简约的室内乐式创作手法则颇有中国书画的简约凝练的风骨。在4月3日广交举办的“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广州交响乐团交响作品《中国诗歌》专家研讨会”上，著名作曲家郭和初先生对潘德列斯基这部作品有非常精道的解读：“潘德列斯基在这部作品中充分表现出现代音乐的特征：调性模糊；功能性无存、色彩性鲜明……这种模糊、‘混沌’的和声音响，似乎很有‘中国味’，‘古色古香’，用于描写中国诗歌的意境，表现其色彩与氛围，非常贴切。”这种“贴切”是潘德列斯基对中国诗歌由景入情过程中，对音乐“造景”至高的理解，尤其是这套作品中最早写成的《闻笛》（李白《春夜洛城闻笛》）、《异乡》（李白《静夜思》）、《河上》（疑杜甫诗，待考），暧昧模糊的和声效果颇有法国印象派眼中东方的意象。其中第二首《异乡》，在李白笔下漏尽更残、午夜梦回的思乡愁绪之上，平添上幽暗阴沉的梦魇色彩。这种重新创作，可谓对这首中国人尽皆知的作品的“另类”解读，但回想潘德列斯基二战时期在波兰的离乱经历，联想起他在《广岛受难者挽歌》中的战争反思，不难理解到，他用音乐再现的《静夜思》已经不只是游子思乡，而是“自经丧乱少睡眠”的郁结，出于李白而深于李白的现代性反思。像这样的细节在这部作品中比比皆是，用著名作曲家李海鹰先生的表述，是“德国系统作曲家中暗含中国文化密码”的作品。
《第六交响曲》从2008年动笔至2017年完成，历时十年。在此之前，他的第一到第八号交响曲早已写成并录音。有人猜测这是潘德列斯基为了回避交响乐创作中第六、第九不祥之数。然而，回想起作曲家另外一部伟大作品《圣·路加受难曲》的创作，会明白这不一定是回避“不祥”而是寻求新的出路与突破，《圣·路加受难曲》创作从1963年持续到1966年，用作曲家自己的话说是“一个从前只会写十多分钟短小作品的作曲家，突然用巴赫的创作方式写作一个多小时的巨大作品。”这部完全用无调性手法创作的前卫作品，粗砺、直接、冲击，为潘德列斯基赢得巨大的名声，开启他在德国的任教生涯，奠定在世界乐坛的地位。《第六交响曲》创作之时，作曲家早已功成名就，但创新的思维和世纪之交动荡的文化气候在他内心激发另一次音乐冒险。
“我总是瞄准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潘德列斯基在80岁时谈到创作动机时，也是一副充满冒险精神的模样，而这个时候正是《第六交响曲》创作的关键时期。中国诗歌曾几何时也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探寻目标，马勒之后，谁还敢触碰中国诗歌呢？潘德列斯基敢，并创作出一部杰出的作品。中国作曲家房晓敏评价这部作品是“外国人用他理解的中国风格讲述中国故事，没有背离现代性的传统，但有回归后浪漫主义的倾向。既考虑观众接受的层面，也具备艺术的高度。”
马勒创作《大地之歌》于新旧世界交替，世界矛盾难以调和，战争一触即发之时，他在唐诗中找到心内与身外的和解之道；潘德列斯基写作《第六交响曲》正值中外文化交流日盛之时，借李白、杜甫、李清照的字句描绘出东西共铸的音乐图景。不同时代的语境变迁，西方音乐在中国诗歌中都找到了一种出路，可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如百年前的马勒名作，潘德列斯基《第六交响曲》不是歌舞升平的应景之作，而是对不同种族、文化的人们所必须经历的共同命运的严肃思考。正因如此这部作品更显深邃、动人。
报道来源：
音乐周报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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